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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原创 - [广州·那一个逝去的春天]
广州到底有没有春天，我一直不能肯定。虽然自打记事那时开始我便知道一年之始在于春。
可再也没有比广州的春天更暧昧的季节了，总是在乍暖还寒之间，寥寥可数的树枝上便迸发出可怜的零丁绿色，在风中摇曵。它们还没来得及成为赏心悦目的浓荫，酷热已经铺天盖地袭来。
大概是天气太热的缘故，人的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仿佛灌满了浆糊似地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因此而影响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也不一定。但我相信我是下定了决心才走进办公室，并且义无返顾地宣布：
“我要放弃保送。”
为了保证升学率，教务处每年会安排一些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接受保送考试，争取在正式高考前保证部分高校入学率，使得双方都有面子。
“你确定？”级组长有些疲倦地从小山似的作业本堆里抬起头，从厚重的镜片后直视着我。
他不止一次见识过我的三心两意。当初我是全年级三百多号学生里最后一个确定自己专业路向的人，虽然数理化一路红灯，却偏要挑战念理科。在理科班浮沉了半年终于爬不上岸，才被迫转文，并且在第一次期末考试就跻身十甲。属于那种恃才而骄，虽有贡献却毫无期待价值的麻烦学生。
“是。” 我尽量用非常谦谨的声音答道。其实，刚刚成为保送考试全省第一名的我自信心正极度膨胀，对于学校安排的所谓师范保送再也看不上眼。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 念上理想的学校。
隔天，这事情就闹得满城风雨。班主任、级组长、团委书记轮番说服无效，终于同意取消我的资格，将保送名单上其他候补按顺序提拔了上来。我那些已经分散在各个班级的新旧朋友们再一次对此表示出热烈的支持。他们从一年前的文理分科事件中也领教过我出人意表的行事方式，并且很有一点羡慕的味道。这让我越来越沾沾自喜。
同一天下午，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封面只注明我的班级和学号，前面还郑重补充“画画很好的那个”。
放学的时候，我去买了一张充值卡，找个清净的电话亭，径直拨通了信纸上那个拗口而长串的号码。对方刚刚接通，我便一口气不由分说地嚷起来：“警告你不要再随便拿你那鬼画符一样恶心的字来骚扰我，我的时间很宝贵，没工夫跟你猜谜，也没有兴趣成为人家茶余饭后的话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听见他吃吃地笑起来：“真的收到了？”
三日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那时候我以专心念书为理由搬进了学校宿舍，远离了那个整日喧嚣得让人郁闷的家，对于支配时间有了更大自由。我翘了自习换下校服，跟他一起到麓湖玩滚轴溜冰，虽然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下场。对于自己不拿手的东西，我总是能想办法推搪。
我还记得那一天，场上人不多，似乎都是这一道的高手，每个人都和他异常熟络的样子，争先恐后地打招呼。也许是DJ偷懒，扩音器里反反复复放的都是同一首歌，安室奈美惠的《STOP THE MUSIC》。虽然不知道她在唱什么内容，但是那旋律非常配合溜冰者的动作。坐在观众席上看着他如鱼得水般满场绕走，那样忘我的神情，那样好看的姿势，我突然有些发呆。觉得这个人认真起来的时候其实很迷人。
这之后他常常用这种方式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趁着周末的机会，两个人在城中大街小巷到处去。以留校自习或者练习绘画为借口，却做着不务正业的勾当，对于习惯了在学校循规蹈矩的乖学生而言，是一桩既罪恶又充满刺激的新鲜事情。
渐渐的我对这种出游邀请欲罢不能，并且向往起来。北京路的租书屋，上下九路卖明星照片的小商铺，一德路的海报批发点，就连远在黄沙大道的模型市场，所有和兴趣爱好有关的地点都被一一挖掘。也曾去观赏在广州图书馆举行的同人原创展览，用挑剔的眼光来批判同好们那些和名家比较起来稚嫩异常的贴图。
然而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漫画本身的事情。各个作家的代表作品，从风格体现到故事编排，到角色设定，甚至工具的使用和配色讲究，彼此都有着相见恨晚的见解，于是我们越谈越多，越发兴致勃勃。
海珠广场的快餐店成了我们经常流连的地方，总是一人要一客套餐，把汉堡解决掉之后，就着那杯渐渐热掉的可乐，一起看他用旅行包背来的成套新买的漫画。渐渐地，忘记餐厅里无处不在的喧闹人流，完全投入到那以黑白点线面构成的、充满激烈的即时冲突的、善恶鲜明的异世界中去。这时候，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飞快流逝。当阅读告一段落，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合上书本，抬起头长长地松一口气，相对而笑，仿佛结束了一段了不起的旅程，好容易才回到熟悉的城市里来。而身边的人依然熙熙攘攘，没有谁知道我们刚刚完成了怎么样的冒险。
这样的日子久了，他遵守初相识时的诺言，邀我去家里作客。
他的家庭属于托改革开放的福在北京路个体商业街最先富裕起来的一群。但是他没有父亲，据说在很早时候和另外一个女人跑路了。家里全靠他母亲后来加上他的姐姐，支撑起来。到了如今规模，甚至在新开发区这边还拥有两个摊位。他的母亲荣升老板娘，聘请了好些助手，不需要亲自去进货看铺了。她是个嗓门很大的女人，涂着俗气的脂粉，是我所生活的环境里永远不可能出现的角色。在他的房间里就座的时候，她为我们端来了红豆糖水。
“秋天了，要多滋润。”她笑着搭讪道，然后便识趣地再也没有出现。
他让我坐在自己的电脑桌前，自己霸占了床边，毫不客气端起碗呼噜呼噜地吃起来。我小心地捏起勺子，有一拨没一拨地搅弄着糜烂的红豆，一边装模作样地四周打量。
他盯了我一眼，又习惯性地挠了挠脑袋，然后笑：“放心，很干净呢，平时是我洗碗的。”
平白地被人一语戳破心事，我不禁有一些恼怒，然而很快也自觉无趣地跟着笑起来。在他有意无意的熏陶之下，我渐渐开始发觉，自己的想法被轻而易举地洞察并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虽然很多时候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尴尬。
于是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身边的书柜上。接近房顶的高度，精雕细磨的玻璃门，似乎是特别制作的工艺。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里面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漫画书。他的房间和大部分同年纪男生的家一样，衣服杂物摆放得凌乱无章，也并没有意识到应该提前收拾收拾，以便给前来拜访的客人留下良好印象。只有这个占据了三分之一墙壁的柜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主人即使平日也倾注了非同一般的关怀。
书柜里包括了《风云》、《圣传》、《TOUCH》、《城市猎人》，还有刚刚发行单行本的《幽游白书》，各种各样风格的漫画。很显然，在阅读欣赏的口味方面，他和我一样都是杂食动物。
然而，相比起我那些遮遮掩掩收藏在房间各个隐蔽角落的印刷赝品，具有决定性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全都具有笔挺的书脊和斑斓的色彩。那厚实的纸张，清晰的印刷，是翻版书无法给予的感觉。在我眼里，尤其显得实在而让人信赖。抽屉里甚至有若干本市面上罕见的原装画集，大本大本地躺在面前，每一页翻过去都沉甸甸的，仿佛充满生命力一样散发出和劣质油墨截然不同的清新味道，仿佛连里面的人物也鲜活起来。
没有比较之前所不知道的好，现在足以让任何我曾自以为的好自惭形愧。
“我姐去珠海入货的时候，可以顺便过澳门帮我带书。”他用仅仅是说明的口吻向我解释道。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真正的漫画，它们出身正当，也没有遭到出版社随心所欲的删节涂抹，得以保持着原来真实的模样，所以理直气壮，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一本连一本并排着，仿佛捍卫着国土尊严的士兵。
这一片庄严的国土，就好象是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充满了如此多的诱惑，驱使我抛开了参观者应有的矜持，将一切置之度外般贪婪地翻看着。
当中，也包括了整套的香港天下出版社出版的《SLAM DUNK》。
那是令我一见倾心的故事。故事里的男孩子们放肆地挥霍着青春，可以毫无顾忌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所向披靡。而故事外的我，放弃保送辜负了师长的期望，却了无自责之意，倒还有一种冒着被制裁的危险作奸犯科，从而觉得分外刺激的快感。
看的闲书太多，影响正常学习时间是必然的结果——至少这是我们那可敬的、执教毕业班多年的班主任的权威结论——当然我也不指望他那种出身的学生会怎样努力地为了前途念书。然而我还是好奇问道：“有没考虑过以后要做什么？”
这是我的同学们目前最理所当然地关注的问题。
“如果运气好，也许能考上成人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帮家里忙。虽然说没有老爸，但是我们家也未必得靠我糊口，你看到了，她们都是非常厉害的女人。”他的语气还是那么理所当然，仿佛早就考虑周全，顺其自然就会发生的事情。
一个看起来好像在混日子的人，对于将来的计划，反而比自己显得更为胸有成竹，这种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又引发出某种被挫败的失意感，一点一滴侵蚀掉我刚刚高昂起来的情绪。
“你呢？”见我没有回应，他反问了一句。
“我家里，他们想我读管理。”我想赶快把莫名其妙转到自己身上来的矛头打发掉。
“你自己呢？”他不折不挠地马上反问道，有意无意地将“你”咬得很重。
我沉默了。
下午三四点钟，空气里隐约可以闻到后巷下水道的气息，外面传来小贩收买破烂的吆喝声音。靠窗墙壁的海报上，红头发的樱木花道正豪气万分地灌蓝。赤木、流川、三井和宫城，他的队友们一定在蓝下某个位置全神贯注地接应着吧？
“我想做个漫画家。”我想象他们的守备位置，一边斟酌着字句，慢慢地把话说出口。这是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的最隐蔽的秘密，即使在日记里也不会写出来，只是每天默默地在心中念念有辞。
“画漫画没什么不好，你也学了这么多年艺术了。”他点点头，仿佛松了一口气似地认同道。
“他们不会同意的。”家里从小扶持我接受艺术的熏陶，旨在让他们唯一的女儿能够健康高雅地成长，并非指望我会以此为业，“再说，漫画也不是什么艺术。”
“喜欢就去做做看好了，不做一次的话又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呢。”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然后把双手垫在脑后躺下来，翘起腿有些出神地盯着天花板。
“很喜欢啊。”我的心里这样默默地回应着。
可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出声。沉默地用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摸挲着漫画封面上樱木那红得发亮的光头，心想可以简单地打发日子的他是不会明白我是怎样地忍受着苦楚的煎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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